城鎮化是當前社會廣泛討論的熱點，城鎮化不是簡單的造城運動，必須要注入人文理念才具備生命力。

　　國家推出“新型城鎮化”觀念，并將其特征概括為“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等。其實，除了這些政治上必然正確的特征外，有一個較為直觀的方法可用于判斷一個城鎮是不是新型的，那就是去觀察它的城市空間的營建模式。

　　過去幾十年，我國城鎮化進程存在著兩種不良的空間營建模式，一個是“官本位的模式”，另一個不妨稱為“福特型的模式”。它們把城市變成了缺乏制約的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的象征物。不顛覆這兩種模式的支配性地位，“新型城鎮化”的“新型”將受到挑戰。“官本位的城市空間模式”在中國源遠流長。《周禮·考工記》的有關記載表明，至少從先秦時代起，中國各等級的城市大都依循著相同的空間營建制度：城市中心位置是統治者的居所和治所，在王城為王宮，在府縣為衙門。這種格局使官本位意識在城市空間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不能否認的是，我們雖然進入了現代化社會，但這種城市空間模式在我國各級城市(鎮)中以極為夸張的方式得到再現。在一些省、地、縣級城市乃至鄉鎮所在地，政府大廈(包括市委、市府、人大、政協以及公安局、法院等)必處于城市的風水寶地，建筑規模必定宏大，每座大廈前還有氣勢恢宏的廣場。云南省紅河州的政府大廈在氣勢上勝出美國國會山多矣，一些城市干脆打造出山寨版的天安門、金水河或白宮等。

　　官本位的城市空間模式強化了官員群體高高在上的意識，以及國民心理中的趨高惟上的積習，還會帶來無藥可醫的城市病，北京市即是明證。近年北京市政府絞盡腦汁要解決中心城區擁堵問題，但由于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北京市政府等都集中于中心區，教育醫療商業金融等服務設施必然會高度聚集。這個格局不變，北京城市疏解就是個無解的死結，擁堵只會日甚一日。

　　當然，官本位不是統攝中國當代城市空間營建的唯一原則。在追求GDP高增長的時代，許多城市變成了巨大的競爭性生產單位。前些年一些東部城市每每以“世界工廠”自詡，其后果是把自己的城市變成了“工廠的世界”。高度強調城市的經濟功能，成了中國許多新老城市空間布局的主要原則。其實，這種城市格局并不新鮮。上世紀30年代美國就產生了一大批所謂“福特型城市”———它依照福特牌汽車裝配線的模式，將城市空間區分為交通樞紐區、工廠區、工人居住區、商業區、金融區等模塊。我們熟知的“CBD”(即英文CentralBusinessDistrict，中央商務區)一語，常被視為福特型城市的象征。

　　單純追求經濟高增長的福特型城市破壞了城市的歷史文化生態和自然環境，在城市發展中以強大的資本的邏輯壓抑了文化的邏輯。這個模式自上世紀70年代后在發達國家受到嚴厲批判。不料從上世紀80年代起，該模式又在中國大陸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破壞力度重演了一回：數以千計的古城鎮和舊街區毀滅殆盡。成百上千個福特型城市的出現，使中國的自然生態整體面臨嚴峻危機，目前華北地區近10萬平方公里的缺水區以及中國東部覆蓋200萬平方公里的霧霾區便是福特型城市泛濫帶來的苦果。

　　福特型城市帶來的苦果使近年來熱炒的“宜居城市”觀念變成了反諷。2007年中國建設部科技司頒布了《宜居城市科學評價標準》。該標準涵蓋社會文明度、經濟富裕度、環境優美度、資源承載度、生活便宜度和公共安全度等六大指標以及近百個子指標，評價采取百分制，一副貌似科學的樣子。但它忽視了一個常識：即一個城市無論有多少個指標優秀，但只要你在空氣質量、地表水或地下水質量、水資源承載力等方面有一個指標不合格，你就不可能是個“宜居城市”。譬如，北京在近年的“宜居城市”評比中多次處于領先地位，但近來遭遇的嚴重霧霾無疑對這個“宜居城市”投出了一票否決式的反對票。總之，新型城鎮化必須破除官本位的城市模式，同時約束福特型城市的模式。這意味著在城市空間營造上，要用文化的邏輯去改造和節制資本的邏輯，讓新型城市真正成為多元文化空間的生產者。□李河(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