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下午，重慶工商大學發生一起教師集體維權事件，至少有300名教師聚集在校門高唱國歌。事件的導火索為當日下午的一次教職工代表大會上，校領導層試圖強行通過新的績效考核實施方案。在校方通過PPT演示及口頭宣讀之后，即讓參會代表表決通過該實施方案，當時舉手同意的人數并不多，在工作人員統計尚未結束之際，校方領導即宣布該實施方案獲得通過。另一方面，所謂教職工代表，70%是處長或副處長，25%是正教授，5%是其他代表。(3月18日中國青年網)

　　重慶工商大學至少300名教師聚集校門口高唱國歌維權，這樣的事十分罕見。3月15日，正值全國兩會召開之際，重慶工商大學的教師不得不高唱國歌這一中國最紅的“紅歌”，去維權，在大講以人為本、著力構建和諧的今天，著實令人震驚。

　　對教職工進行績效考核，初衷本是為了激發全體教職工的積極性，哪知讓諸如重慶工商大學這樣的“歪嘴和尚”念走了樣。從新聞透露出的信息來看，該校領導層至少犯了三個錯誤：一是存在“泛行政化”傾向，漠視一線教職工的利益，績效考核向行政人員傾斜；二是未充分尊重民意，無論從考核方案的制訂還是通過，領導層均罔顧民意；三是不重視發揮教代會的真正職能，只是讓教職工“被代表”，擺民主花架子行專制之實。

　　從重慶工商大學的這起群體事件不難看出，教育的過度行政化，導致了學校領導在政策制定和資源分配中掌握了絕對主動權，學校領導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導致績效工資的發放存在領導多、教職工少的現象。這其實還是體制問題，并非重慶工商大學一家獨有。

　　一線教職工是學校的中堅力量，教育教學工作得靠他們去“沖鋒陷陣”。常看到某些影視劇中有這樣的鏡頭：國民黨軍隊想拿下日軍的某個重要陣地，于是便組織了敢死隊，并讓人抬來銀元。銀元此時便起到激勵作用，盡管敢死隊員紛紛拋掉發放到手中的銀元，但若沒有銀元的一“激”，士氣也許會打點兒折扣。當然，這個比喻不很確切，但絕對能說明道理。

　　當然，具體到各學校，績效工資該怎么發放，沒有一個“國字號”的全國統一標準，學校與學校因校情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異。這就要求各學校要充分把握校情，發揚民主集中制原則，多征求民意，多問計于民。如果重慶工商大學的領導層能做好前期的“民主”工作，何至于發生后來“集中”時的激烈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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