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是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關注的重中之重，他們將目光鎖定在了農民、土地、產業等與城鎮化相關的領域。但一個現實問題是，作為一項未來將帶動中國經濟發展、挖掘最大潛力的系統性工程，每個人心里都會有一幅自己對未來城鎮化藍圖的描繪。究竟該去如何繪就這幅藍圖，落點河北，我們的城鎮化路徑又該如何選擇？

　　微視角

　　張紅軍進城

　　今年已經30歲的張紅軍讀完大專后在城市里飄了幾年，沒有找到合適自己的出路，便毅然回到了老家。老家承德市寬城縣最近兩年在河北省的縣域經濟發展中一直名列前茅，就業機會和商機并不匱乏。張紅軍的父親有建材生意，兒子能夠回來，對他來說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如果按照農村的人生軌跡，二十幾歲，家境一般的男人，蓋房、娶妻、生子、種地或者繼承父業，是再正常不過的。但按照張紅軍父親的說法，“書讀了之后沒什么用，心還收不回來了。”

　　對于土地，張紅軍沒有什么感情。在山區每口人幾分山地、幾棵果樹對他來說并沒有什么吸引力。而每年春秋的種地、秋收更是被他視為一件大麻煩事。“種點玉米，總共也收不了多少，賣也賣不了幾塊錢，有什么意義？”

　　和城里的年輕人一樣，張紅軍喜歡上網，回到老家的頭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裝了寬帶；喜歡手機，市面上出一款新手機，總是要千方百計地換一部。

　　去年，在家待了兩年之后，張紅軍感覺再也無法適應農村的單調生活。父親支持他買了車，他每天大多數時間，都是和村里同齡的朋友們以辦事的名義到周邊的唐山、秦皇島和承德閑逛。過年的時候，幾個人甚至專門開車好幾個小時，到秦皇島買了海鮮帶回來。

　　“必須要進城。”張紅軍鐵了心，對于他來說，進城最好的選擇就是搬到30公里以外的縣城里，買樓房、過城市人的生活。張紅軍的父親對此十分反對，家里的新房剛剛蓋好沒有兩年，為什么還要到縣城買房？況且縣城的房子，也賣到了3000多元一平方米，買一套樓房，家里十幾年的積蓄都得掏空了。

　　“兒大不由爺”，今年年初，張紅軍的兒子出生，以“孩子不能再當農民”為由，張紅軍在縣城花了40多萬元買了一套120多平方米的樓房，裝修完了便欣喜地入住了。

　　不過他的城市生活并不純粹，幾乎每隔兩三天，他就要開車回到村里轉一轉，看看父母，照顧一下在鎮上的建材生意，三地的奔波雖然耗時巨大，但讓張紅軍依然樂此不疲。

　　“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我可以不要農民身份，但是家里的房子、土地和生意將來怎么辦，你不能帶走，留在那兒又沒什么用。”張紅軍告訴記者，對于電視上報的城鎮化，他最關心的是戶口制度改革和農村土地的流轉政策，“如果土地和宅基地都能賣了，肯定要賣掉，生意也可以不再做了，大不了在縣城重新支起一攤兒了，總有辦法。”

　　小劉回家

　　和張紅軍一意孤行非要進城恰恰相反，廊坊永清縣的小劉，則選擇逃離了城市，回到自己的老家。

　　雖然年歲不大，但對于廊坊永清北辛溜鄉的小劉而言，幾年在外打工的經歷，讓他感覺自己既屬于鄉村，也屬于城市；同時，他既不屬于鄉村，也不屬于城市，始終在路上，周而復始。小劉的父親年歲大了，也在附近的北京打打工，今年春節接回老父親，小劉覺得不到60歲的父親顯得過于蒼老了。“過年期間遇到兩件事，讓我決定不想再出去打工了。”小劉告訴記者，一是看到電視上有一則新聞，說的是留守在家的孩子，通過視頻和在外打工的父母對話，爸爸媽媽都不能回來過年了，“看孩子哭得我心里難受，我就想，為啥非得要到外面去打工呢？”

　　還有一件事是，小劉遇到了一個發小，在家搞大棚，參加了農業合作社，現在每天往北京供應蔬菜，日子過得不賴，跟小劉同齡，但早已成家立業、生兒育女，現在家里四代同堂、其樂融融。“他跟我說，你別出去干活了，累得夠嗆，掙不了幾個錢，遇到黑心老板還被欠點薪啥的。關鍵是父母年紀大了，總不能讓老兩口一直獨自在家吧。”小劉覺得，這兩件事實在太“虐心”，人活一輩子，最終還不是為了老人和孩子，如果連他們都照顧不了，自己外出打工究竟圖的是什么呢？

　　讓小劉苦惱的是，除了在建筑工地上干小工的經歷，自己并沒有一技之長，現在廊坊很多地方企業也缺人，不過大都需要技術工，“一個技術工月薪也能到3000元左右，工資并不比在大城市打工少多少。”

　　對于干農活，小劉并不犯愁，“比起工地上搬磚攪拌水泥輕松多了。”經過春節期間一番思想斗爭和“廣泛”的調研，小劉已決定今年不再外出打工，春節一過就準備起了蔬菜大棚的事情，“這兩天挺忙，正準備跟一合作社談合作，有他們保底，爭取大棚第一年不虧錢就行。”

　　看河北

　　京津冀大中城市與小城鎮應統籌考慮

　　新城鎮化包括現有城市的擴容和小城鎮的建設和發展，張紅軍和小劉這“一出一進”，實際上恰是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幾個焦點問題的體現。

　　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優化城鎮化布局和形態、增強城鎮產業支撐能力、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創新城鎮化發展體制機制等等，是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與會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最為關注的焦點。土地、戶籍、產業、機制等操作層面的問題，率先引發了廣泛討論。

　　具體到河北，全國政協委員、保定市政協副主席許皞認為，京津冀地區有十幾座大中城市，其中北京、天津、石家莊三大城市目前的規模和人口數量已經超過所處生物氣候帶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城市過大的眾多弊病(如人口過剩、交通擁堵、空氣污染、水資源緊缺等)逐漸顯現。這些城市已經積淀了傳統城市建設模式的厚重底盤，僅靠這幾個城市擔負起該地區符合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的城鎮化任務難度很大。如果將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鎮融為一體統籌考慮，在大城市周邊強化小城鎮體系建設，不僅可以有效地疏散大中城市的人口和眾多壓力，充分發揮小城鎮特有土地資源優勢、生態調劑等功能和作用，形成城鄉互補、相得益彰、生態宜居的區域城鎮化發展格局，更能有效地促進該地區城鎮化由傳統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

　　許皞委員建議，在以往城鎮骨架體系規劃的基礎上，應制定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鎮相互貫通的政策，提高小城鎮體系建設在該地區的地位，強化小城鎮的功能和作用，探索大中城市與小城鎮結對子等聯動機制，將大中城市的一些事物向小城鎮分散轉移，一方面能助推大中城市對小城鎮的現代化輻射，加快該地區城鎮化步伐；另一方面能減輕大中城市的壓力，化解大中城市一些弊病。

　　而在機制方面，可成立京津冀城市—城鎮建設聯席領導小組和專家組，站在區域協調共進的層面，對城鎮規劃、發展動態和發展方向實行及時協商、論證和指導，隨時糾偏和正向調整。

　　推進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政府副省長秦博勇提出，在城鄉統籌發展促進中，農業產業化及其龍頭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秦博勇委員表示，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從十幾年前開始起步，取得了較快發展，到2011年底，河北省龍頭企業數量達到5285個，其中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46個，省級重點龍頭企業454個。

　　由于植根于弱勢行業———農業，且起步發展較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實力在近些年隨著社會消費能力的不斷提高才得到了較快的壯大。到2011年，河北省龍頭企業的固定資產總值達到了1227億元，企均2321萬元；龍頭企業銷售總收入達到3306億元，其中年銷售收入1億元以上的龍頭企業479個，10億元以上的45個，100億元以上的3個，全省龍頭企業實現凈利潤293.8億元。

　　龍頭企業雖然在帶動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等方面發揮了較大作用，但與國際農業產業化發達國家及新農村建設的要求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大多數龍頭企業都是從事農產品加工企業，其中從事初加工的較多，而深加工、精加工企業較少，農業產業鏈條較短，農產品附加值不高。而且從農業龍頭企業實力來看，固定資產總值偏少，銷售收入過億元以及十億元以上的大企業所占比重偏低。

　　此外，由于大多數企業無法監控農戶的生產經營活動，加上一些農戶不具備必要的信用和法律知識，企業和農戶之間只是一種松散或半松散的銜接。

　　為此，秦博勇委員建議，加快培育壯大龍頭企業。同時，深化企業與農戶的利益聯結。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要為實現農民收入“倍增計劃”做貢獻。首先，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要做工業反哺農業的排頭兵。推廣“合同、合作、股份”等各類型的利益聯結模式，總結先進典型，不斷創新完善組織經營模式，鼓勵龍頭企業采取股份分紅、利潤返還等形式，將加工、銷售環節的部分利益讓給農戶，讓更多的農戶從農業產業化經營中增收致富。

　　其次，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要做農戶利益的維護者。要以龍頭企業為核心，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業生產協會，發展一批農業經紀人隊伍，創新完善農業農村的生產關系，達到深層次融合，形成“龍頭企業+合作組織+農戶”的良性經營模式，真正形成企農利益共同體。

　　再次，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要做農戶生產的主心骨。龍頭企業要利用自己技術、資金、市場等優勢，無償或低價為農戶提供各種農業生產各環節的專業化服務，降低農戶生產經營方面的風險，保障農民的利益，并盡量吸納農戶在產業鏈各環節就業，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大棋局

　　土地、戶籍改革將推進

　　3月6日下午，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首場提案辦理協商會舉行。圍繞“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這一主題，委員們紛紛建言獻策，國家發改委、公安部、農業部等八部委對委員們的提案積極回應，并承諾做好辦理工作，協力推動城鎮化健康有序進行。

　　農業部副部長陳曉華就委員們提出的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作出回應，一是在產權關系中，針對現實中農民的承包經營權容易受到傷害的狀況，在政策制定中要重點強化對農民承包經營權的保護。二是關于土地流轉的問題。陳曉華說，土地流轉的政策是明確的，主要是資金不到位，全國已經有21.5%的土地進行了流轉，總體是平穩的，當前緊要解決的問題是，工商資本加入流轉以后如何防范對農民利益的傷害和經營行為的非農化，如何設置準入制度和風險防控機制，農業部已經安排了試點，探索相關辦法。三是土地糾紛的調解，去年基層出現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50多萬起，凡是建立仲裁機構的地方，都能很好地進行調解，把問題解決在基層，當前的關鍵是盡快建立起土地承包經營權仲裁調解體系。

　　對于委員們普遍關心的戶籍制度改革問題，公安部副部長黃明表示，將全力配合有關部門推進與戶籍制度改革相關的包括土地管理、社會保障、教育管理、醫療衛生等在內的重點領域改革，積極參與國務院《城鎮化發展規劃》的制定，并將按城鎮化的總體規劃安排，配置制定戶籍制度改革規劃和實施意見。

　　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首場提案辦理協商會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徐憲平表示，國家發改委在調研的基礎上正在抓緊編制《城鎮化發展規劃》和《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政策意見》，以一個規劃和一個政策意見指導城鎮化工作。根據委員們提出的問題和建議，將重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解決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落戶問題，努力實現義務教育、基本養老、醫療以及廉租房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二是增強產業支撐能力，推動工業化與城鎮化良性互動，加快城市產業轉型升級；三是優化城鎮化布局和形態，積極推進城市群的建設，通過綜合交通網絡連接，實現大中小城市互動，特別是增強小城鎮人口集聚的功能；四是堅持集約高效、綠色低碳發展，提高城鎮土地、水等資源利用效率；五是創新城鎮化的體制機制，包括人口、土地、行政管理和財稅金融等領域改革，逐步消除制度障礙，增強城鎮化發展的內在動力。

　　此外，民政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部委從優化調整行政區劃、完善財稅體制改革、做好農民工維權和社會保障等方面作出回應。

　　原聲帶

　　針對當前農村金融服務不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需要的客觀現實，增強農村金融對新型城鎮化適應性，提高農村金融對新型城鎮化服務能力，不僅需要在總體上加大農村金融對城鎮化發展的資金支持力度，還需要做好調整金融機構布局、創新金融服務工具，完善金融制度等方面工作。

　　———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政府副省長秦博勇建議發展農村金融助推新型城鎮化

　　城鎮化要保護農民的利益。我國的城鎮化主要是以大量征用農用土地實現的。當前很多地方，城鎮化被簡化為讓農民上樓，結果許多農民“被上樓”。征地與用地的雙軌制，使農民利益受到隱形侵害，城鄉二元結構的差別，使農民利益受到公開傷害，征地補償標準偏低，使失地農民生活水準降低，就業培訓跟不上，使失地農民就業難問題突出，失地農民“拆遷易、入住難”。城鎮化的核心是要讓農民真正進城，是農村人口的市民化，而不是鋼筋水泥空盒快速擴張及房價快速飆升的城鎮化。

　　———全國政協委員、寧夏回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孫貴寶建言要警惕過度城鎮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冷思考

　　城鎮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因果關系

　　專訪全國政協委員、唐山市政協副主席沈瑾

　　城鎮化要遵循客觀規律

　　記者：今年很多委員都在關注城鎮化，您對城鎮化有什么樣的看法？

　　沈瑾委員：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城鎮化的表述非常準確，比如“要遵循客觀規律、控制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規模、保持鄉村風貌”。建設城鄉融合、集約高效、綠色低碳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已成為重要戰略抉擇。大力推動城鎮化發展的大方向是對的。也贊同中央關于“城鎮化是最大的內需”的基本判斷。

　　記者：對于中國的城鎮化來說，什么是“客觀規律”？

　　沈瑾委員：舉個例子，一棟樓房的建筑周期是一年，你非要半年之內就完成了，這在沒有大的技術進步的前提是，就是違背客觀規律的。

　　在城市發展戰略的宏觀政策把握上，并非城鎮化率越快越好、越高越好。

　　人多資源少的大國城鎮化是中國城鎮化的一個突出特點，而作為大國，由于國土面積遼闊，高度城鎮化地區必然要被低度城鎮化地區所抵消和平均化，其本身就決定了城鎮化率不可能達到很高的水平。農業發展不可能走西方國家的那種大規模機械化、大量農民破產的道路，城鎮化率也就不可能達到很高的水平。城鎮化率的提高并非來自政府主動和有意識的推動，而是城鄉社會、經濟、市場、產業和文化發展的自然結果。一個國家或地區城鎮化推進的速度，必須與其工業化的進程相適應，與其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相匹配，否則可能會出現就業不足、貧困人口增多、兩極分化嚴重等問題。切忌在城鎮化發展上出現有速度、無質量的局面，切忌形成新一輪“大躍進”的城鎮化。

　　對于城鎮化的推進需要冷靜思考

　　記者：目前政府、企業和民眾似乎都對城鎮化充滿熱情，您贊同嗎？

　　沈瑾委員：這說明城鎮化確實是帶動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抓手，也說明大家在推動城鎮化發展商正在達成共識。但是我想說的是，這種熱情是好的，不過在推動這樣一個巨大的具有歷史和現實意義的工程之前，大家需要進行冷靜的思考。

　　記者：進行哪些思考？

　　沈瑾委員：目前，中國城市化已經走到了非常關鍵的一步。而城市化模式一旦形成之后很難改變，影響也是長期的，最終會涉及到城鄉、區域之間資源的配置和產業、人口、空間的布局。目前對于城鎮化的發展方式和路徑存在爭議，這是一個好事情。對于事關全局的決策應非常慎重，多聽聽各方面的意見，尤其是專家學者的意見建議，全面研究到底什么是“新型城鎮化”？

　　記者：以往城鎮化給我們留下了怎樣的經驗？

　　沈瑾委員：回顧以往30年的城鎮化發展方式，基本是“政府行政主導的城鎮化”，而非“專家、公眾社會合力形成的城鎮化”。地方政府以大量投資、城市擴容為主要內容的低效辦法來實現城鎮化，政府用大量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資金支撐起來的城市化是無法支撐、可持續的。行政主導的城鎮化的另一具體后果就是“重城市化的物理外觀，輕權利的制度安排”。最終出現“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這種人類城市史上的反常現象。不僅原來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弊端“城市病”沒有解決好，而且中國城市缺乏特色，各地的城市風貌都差不多，如同一個模子里出來的，比較單調，缺乏多樣性，也不夠人文，缺少特色的地方文化。虛有城鎮化之表，沒有城鎮化之實，這不是真正的城鎮化。城鎮化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應該是因果關系。

　　住宅產業化是個好抓手

　　記者：在強化城鎮化過程中產業支撐的探討中，有觀點提出發展集約農業，有的建議因地制宜發展制造業等等，您有什么樣的建議？

　　沈瑾委員：把“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有機地結合起來，“四化”融合，是“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契機。比如，農業現代化促進城鎮化，信息技術提升城市的發展水平，城鎮化帶動新型工業化。

　　記者：有沒有一個突破口？

　　沈瑾委員：建議國家下大力氣轉變住宅發展方式，大力推進住宅產業化，實現住宅產業由傳統建筑業向先進制造業的轉變，推進住宅產業現代化。

　　記者：為什么選擇住宅產業化作為突破，有什么獨到之處嗎？

　　沈瑾委員：據測算，到2020年，我國房屋建筑面積將新增280億-300億平方米，其中住宅約為175億平方米。這是前提。

　　記者：這跟城鎮化建設重蹈房地產化有關系嗎？

　　沈瑾委員：完全是兩個概念。什么是住宅產業化？簡單地說，是實現住宅設計的標準化、部品部(構)件生產的工廠化、現場施工的裝配化和土建裝修的一體化，實現“像裝配汽車一樣造房子”。

　　推廣住宅產業化，實際上解決的不僅是節能降耗、推動技術創新和滿足住宅消費的問題，作為一個產業鏈，它可以帶動相關的投資，吸納就業。我們強調的是它的產業屬性。

　　記者：住宅產業化是一個具有普遍推廣價值的產業嗎？

　　沈瑾委員：也不一定，但是從經驗來看，人口密集、資源稀少的地區是有必要推動的。比如，日本和新加坡的住宅產業化就非常發達。未來的城鎮化建設，一定要基于人口多、資源少的前提來謀劃，因此我們國家的長三角地區、京津冀地區都有推廣的條件。（特派記者袁偉華）

關鍵詞：全國兩會,城鎮化,路徑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