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個家庭自1993年始，資助1名井岡山貧困小學生，直到他初三畢業。后來孩子到廣東打工，見面聊天時，孩子說“謝謝阿姨每學期提供的40元生活費”，捐助人頓感驚訝，寄給孩子的至少是10倍！而且寫給孩子的信也從未被收到。( 3月12日《深圳晚報》)

　　人生常常急轉彎，每個人的命運都會在不經意間被改變。對于陳小喜來說，如果當年能夠獲得如數的400元捐助，他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模樣。但命運往往如此捉弄人，他當年收到的卻是40元，面對著“瘦身”的捐助，校長的反應是質疑在炒作。那么，到底是誰在炒作呢？對于小喜來說，沒有炒作的必要，對于捐助者來說，每個學期400元也不是一個大數目。可見，輕易扣上“炒作”帽子的校長到底居心何在呢？按照證據的原則，如果要說人家炒作，需要拿出證據來，不能信口雌黃。

　　這是一件很荒誕的事情，捐助一個貧困生，采用“一對一”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愛心的凝聚，也是一種社會正能量的釋放。假設這樣的捐助順利到達被捐助者的手中，改變了他們的命運，社會傳遞下去，將是一股不小的善舉。但現實往往是殘酷不堪，對于小喜這樣的急需要捐助的人，到底是誰截留了這些款項呢？到底是誰將罪惡的黑手伸向了他們呢？這是問題的根源所在，因為不將這樣的“黑手”斬斷將直接影響到人們對于慈善捐助的信心，不再是將釋放正能量，而是一種副作用。對于整個社會是一種極大的打擊，這樣的話，將會越來越多的人不會加入到獻愛心的行列中去。

　　捐助者采用的是郵政匯款的方式，需要收款人的身份證才能領取。那么，捐助者的匯款是捐助給陳小喜，還是學校，還是團委。在這里應該清楚。如果是郵寄給學生的話，在沒有身份證的情況下降沒法領取，也沒有辦法截留其中的款項。可見，匯款的收款人需要是真正的“一對一”，不能給學校留下伸手的余地。而校長口口聲聲的“炒作”說已經在彰顯著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架勢。事實總是不容置辯，陳小喜的命運也已經塵埃落定，而命運的分野也跟著400元的捐助息息相關。能夠將這樣的“瘦身”捐助查清楚，關系到今后的捐助者的信心。

　　如果學校是在截留學費等費用之后才將剩余的40元發給學生，這本身暴露出其昧心之外，更顯示出在義務教育階段的不平衡，財政對教育投入的不足。矛盾重重的義務教育，復雜多變的教育捐助，都讓這從400元到40元的“瘦身”捐助讓整個社會唏噓和無奈，因為這是關于到命運的捐助，誰也沒有權力把握和改變別人的命運，否則，他將是時代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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