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代表群體為兩會帶來了“最原汁原味的民意”———據媒體梳理，截至目前，已有17名農民工代表正式提交了41份建議，包含解決農民工基本生活保障、強化農民工“五險一金”、推行“教育券”、開辦民工學校等諸多與農民工切身相關的觀點與建言。據悉，此類建議還在陸續提交中。

　　從3名代表到31名代表，從十一屆全國人大“農民工首次進入人民大會堂”，到十二屆全國人大的集體發聲和積極履職，農民工代表的壯大和成熟從一個角度彰顯了人代會制度的發展和進步。由于這個群體在轉型期中國的典型性，它在人民代表中的數量關乎民主政治的規模和涵蓋面積，也關乎權力機構構成的合理性與優效性。甚至從某個角度講，農民工代表在政治舞臺上的壯大、活躍、有所作為，使得“人民代表”的概念有了更多的含金量。

　　3位到31位，不僅是數量的變更，背后是2.6億農民工群體民主意識的覺醒和政治權利的伸張。5年前首次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的3位農民工代表，尚帶著一種象征性意義，其建言提議也還類似于一種訴求表達和情況反映。現在這種政治表達上的“青澀”正逐漸褪去，農民工代表的調查、建議和表達都明顯成熟化了。今年來自農民工群體的建言中，有打破原有教育經費撥付方式、用“教育卡”“教育券”的方式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的提議，也有從政策、資金方面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方案，很多提議已經進入了相關改革的核心領域，從中可見專業視角和國際借鑒。可見在“兩會”的舞臺上，農民工代表已經慢慢找到了一種角色感。

　　農民工群體常在各種意義上被稱為“特殊的一群”。在城鄉二元結構中，他們是“特殊的”；在社會保障上，他們是“特殊的”；在職業發展上，他們是“特殊的”；在文化服務上，他們也被形容為“特殊的”。實際上，在民主政治生活中，他們也展現了這種特殊性。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對于其他代表委員，人們普遍希望他們能超越自身職業和階層的局限發聲和建言。而對于農民工代表，人們卻希望他們能展現原汁原味的民意。一個醫學界代表如果為醫患關系中的醫生抱屈，一個來自地產業的代表如果為高房價辯護，恐怕都容易招來板磚和罵聲。但農民工群體只要立足自身需要、直言切身需求，就會贏得掌聲和鼓勵。這樣的對比小處見大，其實是給我們的民主生活提了個醒。

　　人們鼓勵農民工直接為本階層說話，是因為在改革對各階層帶來的損益中，農民工群體的“被剝奪感”是最大的，承擔的改革成本也最多。他們為自身爭取權利的建議，本身就是在提升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受益者將是全體社會階層。同樣的道理，增加農民工在民主博弈中的力量、增強他們的觀點在國家決策中的權重，也是在增加“民主”二字的分量。換句話說，只要他們站在廟堂之上，直言所需，民主會議就不至于淪為精英階層的俱樂部，民主決策也不至于輕飄飄地浮在空中而沾不上一點泥土。

　　一個有精英治國傳統的社會，尤應時時注意民主生活是否能接上“地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謝謝那些有民生情懷的代表委員，更要謝謝積極履職的農民工代表群體。感謝他們的存在，讓“人民代表”有了沉甸甸的分量。（特約評論員劉文嘉）

關鍵詞：兩會,農民工,人民代表,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