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夸大官場小說的功效
近日,官場小說的暢銷引來了一些“有識之士”的擔憂,批評有的官場小說“喪失道德底線,宣揚權錢交易、情色交易,讓人頓感官場小說已經淪落為文學的爛污之地”,提出應該讓官場小說“投射出正道,讓人們明白這個世間還有法治”。 雖然堅持“正道”的確是文學作品應有的教化功能,但如此定性官場小說,也不免有失偏頗。在出版業市場化的過程中,誠然有的作者投讀者所好,將情色、暴力和官場元素糅合成為娛樂性大于文學性的商業產品,作為人們消遣的工具。這和那些抗日影視劇為了收視率,加入武俠元素是同一個邏輯。這些作品不適合用嚴肅文學作品的標準來衡量,就像電影《泰囧》的成功不適合從其藝術性來評價一樣。當然,這并不是說娛樂產品就可以沒有底線,而是說應該寬容商業價值高但文學價值一般的作品存在,因為它們畢竟能夠帶來繁榮的文化市場和激烈的競爭。而真正經典的文學作品必須“站在”無數平庸作品的“肩膀”上,采百家之長,補百家所短,才可能誕生。雖然比起消遣類小說,嚴肅文學的受眾是少數,但這些具有深度的作品一旦出現,必將經得起時間考驗,并不會被平庸的娛樂產品湮沒。感嘆官場小說的“淪落”,只是杞人憂天而已。 人們對官場小說的追捧,源自于社會現實的心理狀態投射。一方面,我國擁有龐大而復雜的科層制官僚系統,人們的生活總避免不了和這個系統打交道;另一方面,官場的內部運作始終缺乏公開,還經常被法律和規章條文以外的“潛規則”支配。對讀者來說,官場小說某種程度上是他們了解社會運行規則的一個渠道。畢竟,如果官場的行為規范足夠透明,所有人都循規蹈矩,官員不用學習“潛規則”,按照規章制度工作便可,老百姓可以通過看看新聞、查查公告了解政府,這種神秘感和魅力也就不復存在了。其次,小說創作本來就講究典型性,作者借鑒全國各地腐敗現象,放在一個縣、一個市里集中表現,也是寫作技巧的一種運用。即使權錢交易和情色交易的嚴重程度比現實有所夸大,也不能由此判斷他們是喪失底線。最后,對于官場小說里的很多“黑幕”,我們都能在現實中找到對應的事實。讀者之所以認同“不法交易”、“玩弄權術”等情節,是因為這符合他們對社會現象的認知和期待。如果把社會墮落的責任推到小說身上,實屬本末倒置、避重就輕之舉。況且很多名垂青史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包括《金瓶梅》、《紅樓夢》,都涉及大量“邪道”的描寫,來展現社會生活的真實一面。同樣,官場小說所反映的社會問題正是體現其價值所在,告誡人們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之下,制度依然有很多不足,法治道路依然漫長,正義依然需要努力捍衛,這何嘗不是弘揚“正道”的體現呢? 的確,官場小說的泛濫,還是有值得人們反思的地方。但這種反思不應面向讀者,擔心他們會被這“爛污之物”弄得“娛樂至死”;而是應該面向小說指涉的現實,指向華麗官袍之下的腐朽與污穢,那里才是各種“歪門邪道”的真正起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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