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戶口背后，是各種利益，包括隱藏資產、享受大城市福利等

　　戶籍管理制度亟待改革，杜絕多戶，關上留給腐敗的“后門”

　　“童話都不敢這么寫。”“有人沒戶口，有人倆戶口……”素有童話大王之稱的作家鄭淵潔在陜西神木“房姐”事件曝光初期感嘆。而隨著相關部門的調查，“房姐”龔愛愛被查出共擁有4個戶口，其中包括“含金量”最高、管理最為嚴密的北京戶口。

　　“房姐”事件暴露出了戶籍管理制度的漏洞，更映出了多戶口背后的利益——突破一些城市房產限購令的約束，享受依附在城市戶口上的種種福利，隱瞞財產，轉移財產，給腐敗火上澆油……正在進行的戶籍改革，應該從“房姐”事件中找到堵住漏洞的法門。

　　雙戶口“房姐”網上曝光

　　1月16日上午，中華網上出現一個帖子，稱“神木縣農村商業銀行副行長、榆林市人大代表龔愛愛在首都北京擁有二十多套房產，折合人民幣近十億元”；她“同樣是雙重身份雙戶口，另一個身份證名字叫‘龔仙霞’”。

　　帖子一出現，就在網絡上被瘋轉。還有網友將此事發布到了微博上，同樣炸開了鍋。“鄭州‘房妹’還沒走遠，神木‘房姐’又出現了。”有網友這么調侃。

　　媒體記者對此事調查后發現，帖子中公布的兩個身份證號都確有其人：一個叫做“龔愛愛”，戶籍登記地址在陜西省神木縣神木鎮中陽半道中行家屬樓；另外一個叫做“龔仙霞”，戶籍登記地址在陜西省神木縣神木鎮人民路北2號樓。

　　這兩個身份證信息登記的照片為同一人，只是出生日期不同。

　　帖子出現的第三天，龔愛愛本人坐不住了。“我曾是神木縣農商行的長期合同工，受聘為副行長，非國家工作人員，更不是公務員。”龔愛愛回應說，自己家族是個大家族，擁有煤礦等產業，多年來她一直與自家兄弟參與打理煤礦生意，收入較多。

　　但事情并沒有因為龔愛愛的回應而終止。網友不滿的是，“為何一個人可以擁有兩個合法的戶口？”

　　“你的財產是個人的事兒，但是一個人擁有兩個合法戶口就是大家的事兒了。”一位網友在轉發微博時評論。

　　“房姐”的戶口越查越多

　　1月18日，龔愛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辦兩個身份證屬“愚昧無知”，并不是為了故意鉆法律的漏洞。

　　這樣的回答顯然不那么令人滿意。

　　媒體集中報道后，當地警方第一時間也作出了回應，“龔仙霞與龔愛愛應為同一人，系克虎派出所民警在戶口錄入時工作疏忽造成。”

　　神木縣公安局政工監督科主任付廣平說：“龔愛愛是神木縣的久居戶，戶口資料是真實有效的。龔仙霞是虛假的。”并稱，龔仙霞的虛假戶口已經被公安機關注銷。

　　就在事件漸漸平息時，1月21日的新爆料無疑又向輿論扔出了一個重磅炸彈：“龔愛愛不是兩個戶口，而是4個！”據爆料稱，其中還有一個是“含金量高”、素來以管理嚴格著稱的北京戶口。

　　媒體核實發現，龔愛愛在北京市朝陽區奧運村派出所與陜西省神木縣大柳塔派出所各有一個“合法戶口”，戶名均為“龔愛愛”，并且北京的這個是以“110”開頭的本地身份證號。

　　當天，神木縣大柳塔派出所表示，該戶口因重戶，已于2012年1月6日注銷。但記者仍能查詢到該戶口信息，表明其并未注銷。

　　夢寐以求的北京戶口，真的這么容易注冊？記者為此還采訪了北京基層戶籍民警。民警表示，外地戶籍進京主要有兩種方式：國企或事業單位的進京名額；或者配偶為北京戶口，且雙方結婚10年以上，方能在北京落戶，但身份證號碼還是會顯示為外地號。

　　很顯然，這兩個條件龔愛愛都不符合。

　　多名辦戶口民警被處理

　　山西臨縣克虎派出所所長稱，當初為“龔仙霞”辦理上戶手續時克虎派出所共有三人，分別是所長、指導員和民警，但當初經辦此事的民警“目前已經去世”。然而據了解，當初辦理“龔仙霞”上戶手續的并非民警，而是指導員，這名指導員現在臨縣另一派出所任所長。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媒體記者試圖找到當年龔愛愛的戶籍遷移記錄時，克虎派出所居然稱“2003年到2007年這5年間所有辦理戶口的手續都找不到了”。

　　2008年11月，龔愛愛以自己的本名“龔愛愛”在興縣魏家灘派出所以補錄戶口的方式遷入，一個月后以投靠親屬的理由遷到了陜西神木大柳塔派出所。該處涉及的兩名民警也已被處罰。北京警方隨后也表示對涉及此案的民警采取停職和禁閉措施。目前，多名涉案民警已被處理，公安部門正在作深入調查。

　　不少網友表示，“房姐”以及“房叔”、“房妹”、“房媳”等“房氏”家族成員不斷擴大，均暴露出了戶籍管理制度的漏洞，要求戶籍制度改革的呼聲再次高漲。

　　要那么多戶口有什么用?

　　《戶口登記條例》明確規定，一個公民只能在一個地方登記為常住人口。既然一人一戶口是硬性規定，不可多占，為什么有些人還要越過制度底線，處心積慮地多搞幾個戶口？

　　記者調查發現，龔愛愛于2010年1月21日利用虛假身份“龔仙霞”，注冊成立了西安江東企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公司檔案顯示，其注冊資本為500萬元，“龔仙霞”出資333萬元，持有該公司66.6%的股份，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擔任執行董事兼經理。

　　按照陜西省神木縣工商局發布的消息，龔愛愛以“龔仙霞”虛假身份投資注冊了神木縣正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投資金額達166.6萬元，投資比例占33.32%；另外，龔愛愛以“龔仙霞”虛假身份還投資注冊了神木縣愛麗莎購物有限公司，投資金額高達3525萬元，投資比例為50%，兩項投資合計近3670多萬元。

　　截至昨日（1月27日），經調查，在“房姐”不同的戶口名下，共有12套房產。

　　有評論說，從“房姐”龔愛愛的“經驗”來看，最大的原因還在利益誘惑。有戶口，就可以擁有大量“隱形的資產”，就可以突破一些城市房產限購令的約束，享受依附在城市戶口上的種種福利。

　　一個大城市的戶口含金量有多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的一份課題報告稱，目前與戶籍掛鉤的個人權利有20多項，涉及政治權利、就業權利、教育權利、社會保障、計劃生育等各個方面。人們一個普遍的感受是，大城市戶口附加著太多有形或隱形的福利，甚至成了尊嚴和身份的象征。這成了吸引某些人辦理多個戶口的“肥肉”。

　　給反腐提出新挑戰

　　違法擁有“雙重”甚至“多重”戶口背后，還有一重利益——隱藏腐敗。

　　在龔愛愛之前的鄭州“房妹”翟家慧，其父是鄭州二七區房管局原局長翟振峰。翟振峰家的房產有房產證的就多達29處，這一家四口，每人都辦了兩個戶口。

　　還有安徽鳳陽縣原公安局長陶勇，為方便“拿回扣”和隱匿財產，以其本人照片偽造姓名、年齡等戶籍信息，指使西泉派出所所長等人以“章偉”的名字幫其辦理居民身份證，并先后在安徽合肥、江蘇南京開設兩個銀行賬戶，用于受賄。

　　在權錢交易乃至權權相換的潛規則下，代表一個人唯一身份的戶籍也能作為商品來交換、也能作假，這對不斷深入的戶籍改革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

　　“其實這狠狠地扇了中國戶籍制度一巴掌。”曾有報紙發表評論說，不時冒出的官員雙重戶口，給反腐敗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即便是現下呼聲很高的官員財產公開，倘若有了雙重戶口的掩飾，那公開的意義多少會打折扣。因而，堵死官員的雙重身份漏洞，既是反腐敗的需要，也是支撐戶籍改革的最起碼條件。

　　 “房姐”事件暴露出戶籍制度漏洞

　　北京警方在最初回應“房姐”擁有北京戶口時，表示很詫異。那么，龔愛愛是如何做到擁有多個“合法身份”的？

　　西安市一名從事了近20年戶政工作的民警表示，正規辦理戶口程序其實要求很嚴格，而出現假戶口應該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辦戶口的申請人提供虛假材料，公安機關審核不嚴格辦理的。“只要警方想調查，謊言是很容易拆穿的。但凡是真想要有多個戶口的人，多屬于另外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是申請人和公安機關工作人員串通一氣弄虛作假辦理的。這名民警介紹，只要能把上級領導搞定，具體辦理的工作人員沒有啥辦不了的，都能把“假的”變成“真的”。有時候甚至只要是分局戶政大隊這么個級別不高但權力不小的領導同意，上個戶口也并不算什么難事。

　　這也正是最令大家感到憤懣的。曾有一名北京市民向記者訴說：因為父親小時候過繼給親戚家，現在他這輩男孩多，就想讓他回歸祖姓，改個名字把人折騰得夠嗆，跑斷腿也不行，最后托好幾個人才找熟人改了名。而另一方面，有錢的有權的人卻能輕而易舉地辦到多個戶口，不僅能在當地辦，而且在全國各地都能辦。兩相對比，讓人感慨不已。

　　戶籍改革需要理念和技術的革新

　　媒體評論人王石川認為，作為一種制度設計，戶籍制度在社會管理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流動時代的到來，相對固化的戶籍制度也需要與時俱進、深化改革，以順應流動社會的新要求，讓人口有序流動。從這一背景來看，戶籍改革的一個重要著力點，就是遵循權利義務對等原則，從原來的“高門檻、一次性”過渡到“低門檻、漸進式”地獲得權益。這樣，既能實現居民基本權利的公平覆蓋，又符合現階段城市發展和公共服務的承載能力，還能調動人們努力奮斗、爭取更大發展空間的積極性。而逐步剝離附著在戶口上的大量權益和福利，則從根本上切斷了一些人利用戶籍門檻牟利的渠道。

　　戶籍制度的深層次變革需要循序漸進。而從技術手段上杜絕多戶口，則可以更快地實施。

　　西安基層公安機關一位戶籍民警認為，現在人口信息雖然全國聯網，但是只要身份證號碼不一樣，即使是重名和照片接近，目前的戶籍管理系統都不容易識別出來，公安機關人工更不容易查出來。再加上全國十幾億的人口，異地辦理重戶的，如果沒有事情發生，不專門調查，也不容易發現。

　　這位戶籍民警認為，戶籍信息管理應該提高科技含量，國家有關部門應該研究公民的身份信息管理，并改革現有管理制度，同時加大投入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公安機關、醫院、銀行等多個部門應該從人一出生就不斷采集人的DNA信息、信用信息、戶籍信息、房產信息等，并在身份證植入所有信息的芯片，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當前戶籍管理中的許多問題。

　　戶改更需“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看來，出現“房姐”事件，既要查當事人，更應該查公安部門內部。“現在我們看到這些人之所以能夠神通廣大，能夠辦出這么多的戶口，包括上海、北京，我想都與我們公安系統內部有關系。”汪玉凱說，目前中國有八百多萬公職人員，任何崗位上都掌握公共資源，哪怕是一個小辦事員，一個小戶籍員，如果他這個崗位上不能按規則辦事，就可能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

　　“從一個良性的公共治理來看，如果不能有效地約束公權力，那么這個社會是非常危險的。”汪玉凱教授認為，解決“房姐”事件的根本，是需要加大對公權力的約束。

　　習近平總書記在近日的講話中曾提到，要把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里。

　　“人們期待‘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希望它只有一個門，沒有僅供少數人走的‘后門’。”新華社發表文章評價“房姐”事件時說，制度產生漏洞原因可能很多，堵塞起來也比較費勁，但若能下決心先把“后門”關上，相信會大大減少目前常見的“漏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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