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一段只有9分40秒的視頻《兩個小時的距離》，獲得了很高的點擊和如潮的好評。片中以春運的困局為引，感嘆農村被發展所遺忘，感嘆城市和農村的差距之大，更感嘆農民跨越差距之難———從農村到城市也許只有短短兩小時的路途，但對于多數農民來說，跨越這“兩小時”也即真正融入到城市的生活，可能需要“兩代人的時間”。

　　客觀說，從春運之難導向城鄉差距之大，邏輯上略嫌跳躍了些，而以“兩小時”為城鄉差距作比喻，概念上也不太精準；但是，這段視頻所提出的問題和思考，卻是那么的真切。實際上，從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來看，城鄉之間差距的“兩小時”，許多農民工家庭用“兩代人的時間”可能都是走不完的，甚至還會越走下去反倒差得越多、距離越遠。是啊，種種樊籬之下，分配不公之下，扎根城市注定是多數農民工難以企及的夢———甚至可能連夢都不再有了。

　　生活在這里，卻無法屬于這里，這應該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之一了。既然無法真正融入城市，便難以擺脫“邊緣群體”的定位。對于這種現象，雖已習以為常，細想卻很奇異，且更值得憂慮———據悉，2011年，進城農民工便已達2.5億以上，如此龐大的群體處于社會的邊緣化位置，都與其所工作生活的城市存在疏離感，這與和諧發展、共同富裕的社會目標一定是相悖離的。

　　表面上看，由于農民工勞動力的廉價，城市建設和發展節約了成本，提升了速度；但是如果繼續如此“發展”下去，則各種負能量勢必越積越多，明顯的不公平會誘發很多的社會問題。因此從根本上看，農民工難以跨越城鄉之間的“兩小時”，并不只是關乎他們自己；他們的命運和城市以及整個社會的繁榮也都是息息相關的。

　　城鄉之間的“兩小時”難以跨越，根源在于某些制度的無力，乃至有意無意地阻隔，使得農民工群體的權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比如平等就業、同工同酬、平等教育等權利。例如北京市1995年曾頒布過一個《外地來京人員務工管理規定》，其中赫然寫道：“本市使用外地人員的行業、工種，由市勞動局會同有關部門根據本市勞動需求狀況，以本市城鄉勞動力不能滿足用工需要為原則確定，并予以公布。”由此，北京市竟有100多個工種不允許外來人員進入。當然，由于太過離譜，反對者眾，此《規定》已被廢止。

　　但是，幾個離譜的文件制度容易廢止，某些城市管理者對農民工根深蒂固的歧視卻仍然難以清除。到現在，外地務工人員子女想在北京等大城市升學，仍被限定為只能升入職業學校。

　　跨不過“兩小時”，怎能實現“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面振興，怎能少了多達2.5億的龐大群體？所以，城鄉之間“兩小時”的差距，也許更可理解為當前某些城市發展模式與科學發展觀之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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