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廣州200多名環衛工人來到中山七路與荔灣路交界處路段，要求加薪并討要欠薪。事情至今仍未得到解決。廣州市荔灣區表示，已全力引導好環衛工人合理表達訴求，將繼續加大協調力度，盡快解決環衛工人的合理訴求。(《人民日報》1月14日)

　　而記者采訪了解到，廣州市環衛工人月薪普遍只有1000元出頭。對于過低的工資，環衛工人停工抗議屢有發生。而環衛工人社會地位低、工資福利低、生活待遇低等“三低”狀況一直得不到實質性改善；還有個別承包公司一味追求利潤無視法律，想方設法降低成本肆意侵害工人利益。

　　就在廣州市環衛工人為1000多元工資停工的同時，遠在千里之外的哈爾濱市則剛剛舉行完環衛系統公開招聘人員培訓結業儀式，448名面向全國招聘的事業編制環衛工人正式走上清掃保潔作業一線，其中還有7名是研究生學歷。“研究生當環衛工”的新聞也立刻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

　　同樣是環衛工作，前者為收入過低停工抗議，后者卻為了一個崗位擠破頭皮。一名考環衛工落榜的碩士生一語道破天機，有編制就有戶口，戶口的差異帶來的是諸如就業、福利、教育等一系列社會保障的不同，“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里”。編制為何有這么大的魔力，讓敢想敢干的青年人競相折腰？究其原因，不僅因為編制意味著保障、穩定和戶口，還意味著“在工作三年后，如果管理崗位出現空缺，將有可能調整到管理崗位”。在這些“誘惑”面前，盡管收入不高，工作也缺乏挑戰，但相對于“沒有安全感”的打工，總還是要好一些。

　　而沒有編制又會怎樣呢？抽煙罰款20元、清掃的路面有雜物罰款20元、遲到罰款20元、想開除隨時就開除……在環衛老人看來，如此苛刻的管理內容“這些‘分配’過來的肯定不會遇到”。他們肯定也不會像江西九江市80歲老婆婆吳美珍那樣，在環衛工崗位上工作43年，如今還是只拿600塊工資的臨時工。

　　近幾年，進入編制內悄然成為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首選目標。有統計顯示，自2009年以后，每年參加公務員考試的年輕人都超過100萬人，2013年報考人數更是達到156萬人之多，而在1994年至2000年的6年里，全國累計參加公務員考試的不過4萬余人。除了進入公務員隊伍，能進入央企和事業單位也是退而求其次的上佳選擇。

　　其實，體制內外本無好壞之分，“無論在什么崗位，都是為人民服務”，但現實卻總是骨感的。附著在編制上的收入和隱性福利巨大之大，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爭相搭上體制的末班車，成為事業單位的老人。這不僅是體制惰性與年輕人穩定感需求的契合，也是社會轉型期社會惰性的普遍反映。

　　一邊是環衛工為薪酬問題集體停工，一邊為能當上有編制環衛工不惜放低身段。兩件事件放在一起，仿佛是個隱喻，一方面是市場失靈情況下，弱勢群眾利益被大肆剝奪；另一方面是改革意識消退，年輕人紛紛進入體制以求安穩。而放眼望去，這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行業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普遍現象。就中國來說，如果把轉型中的中國比喻成一條風浪中的大船的話，前者讓船原地打轉，后者則會讓這條大船動力不足。而讓我國走出發展陷阱，這兩個問題自然成為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關鍵詞：環衛工,加薪,欠薪,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