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記者假扮流浪漢體驗長沙救助站生活。起初撥打10次救助電話未打通，后在警察幫助下成行。待警員離開后，救助站人員將記者雙手束縛摁在地上，并用膝蓋頂著記者頭部，幾欲暈厥的記者告饒不接受救助，卻被告知“現在想走？晚了！”同時，救助站里另有老人被雙手反縛、雙腳緊捆躺在擔架上，自稱被打并向記者求救。(9日《三湘都市報》)

　　2012年12月下旬，在長沙雨花區一橋下，一名流浪者凍死；今年1月3日，長沙開福區一橋下，另一名流浪者凍死。面對悲劇，人們總在疑惑：政府不是建了不少救助站嗎？為何這些可憐的人都不愿去那里接受救助？彼時，最常見的理由是，救助站只負責短時救助，然后就要遣送回老家。可是，僅止于此嗎？終于，有記者決心體驗一下救助站的生活，不曾想首先體驗到的竟是圍毆虐待。

　　沒有噓寒問暖，沒有熱飯熱茶，沒有御寒衣被。起初是皺眉品評，接著是捆縛虐待。或許，這就是他們的流程；或許，這就是他們的習慣；或許，還有太多的或許。沒人知道，在記者體驗之前，那些真正的流浪漢和求助者，或主動或被動進入此門后，究竟發生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長沙救助站，捆縛虐待求助者，更像是一種常態。他們像對待動物一樣對待求助者，說綁就綁、說打就打。試問，這樣的地方，誰會愿意去求助呢——即便是最為落魄的流浪漢，也有著人的尊嚴！當然，一次媒體體驗無法全面反映救助工作，但記者的遭遇絕非個案，其暴露的問題，必須反思、整改。

　　我們知道，城市里現在的救助管理站，原來叫收容遣送站。彼時的收容遣送站里聚集了太多踐踏人權的殘忍，經由“孫志剛事件”引爆了正義輿論，并最終推動清除了惡法。可是，在我們猛然憶起孫志剛已經逝去十年的今天，改了名字的救助站，顯然仍舊在上演著當年收容所里的骯臟故事。法律描繪出的救助站里的種種溫暖，進入現實卻是刺骨的冰冷。“不準拘禁或者變相拘禁受助人員；不準打罵、體罰、虐待受助人員或者唆使他人打罵、體罰、虐待受助人員”，儼然一紙虛文。

　　那些露宿街頭的人們，因為少數城市的臉面而被恣意驅趕，當他們想露宿街頭而不得的時候，請不要再問他們為什么不去救助站。盡管他們都衣衫襤褸、食不果腹，但他們仍舊是自由的人，不是犯人更不是動物。

　　“逝者已逝，眾惡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廟堂者與處江湖者，當以此為鑒，牢記生命之重，人權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無使天下善良百姓，徒為魚肉。”十年后，再讀孫志剛墓上的這段話，竟沒有欣慰的感覺。不知道，《人民日報》記者就蘭考火災15通采訪電話只換來一句“領導不在”的民政部，會管這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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